2017年11月01日 08:44 来源：《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 作者：冷江山

关键词：抄写;敦煌;文书;卷背;写本;文学;图;废弃;笔迹;关联

内容提要：敦煌文学写本大多为抄写杂乱的民间下层写本，很多看似不同类属的内容会杂抄在一起，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纸张的重复利用。主要包括利用卷背，废弃纸张的拼接、装裱等形式。这些外在因素造成了同卷内容之间复杂多变的相互关联。我们在研究写卷所抄的语言文字时如果对上述状况有细致周全的了解，无疑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敦煌文学写本文献研究”(13XTQ011)。

作者简介：冷江山，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ufc下注登录副教授。

 

　　敦煌宝藏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静态的文献，而且蕴含着很多生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研究敦煌文学写本的时候，不仅要关注文献的校勘和辑佚等方面的价值，更要深入挖掘写卷传达给我们的动态信息。作为典型的民间下层写本文献，敦煌文学写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抄写随意、杂乱，有时很多看上去类属差异很大的文献会杂抄在一起。从传统文献研究的角度来看，写卷内容的混乱无疑是个很大的障碍，但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这些不同内容的东西为什么会抄在一起，或许会开辟新的天地。

　　在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纸张是十分匮乏的战略物资，因此敦煌人在使用纸张时特别节省，总是会最大限度的反复利用。他们很少将废弃的文书丢掉，而是会充分利用文书的背面，甚至经头卷尾、天头地脚的空白处抄写文书或习字、起草，有时修补装潢卷册也会用到一些废弃的文书。这样，有些原本关系不大的文书就会出现在一起。我们要探究同抄文献的关联性，就要首先从敦煌文学抄写和成卷以及装潢的方式入手，把这些因纸张充分利用而被迫处于同卷的情况识别出来。以下从三个主要的方面分别讨论。

　一利用卷背

　　抄写敦煌文书所用的纸张，以麻纸为主，其背面较为粗糙，敦煌本地造的纸张尤甚。一般来说，这些纸张卷背不适宜抄写文书，但迫于纸张的匮乏，有时也只好将就着使用。敦煌人利用卷背的情况也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利用其他文书的背面抄写

　　敦煌写卷利用卷背抄写的情况，最常见的是重复利用其他文书的背面抄写，这些文书多数情况下都是当时废弃不用的文献。最常见的废弃文书有佛经、道经、儒家典籍、公文牒状等。如以下几个写卷。

1.P.3716。该卷正面为沙门洪真所抄《瑜伽师地论手记》凡378行。背面依次抄《新集书仪》、《王梵志诗》、《晏子赋》、《丑妇赋》，其间有题记云：“天成五年庚寅岁(930)五月十五日敦煌技术院礼生张儒通。”该卷反正面题署较为清楚，显系张儒通利用佛经背面抄写学郎用文学文献。

2.P.2748。该卷正面抄《古文尚书孔氏传》《洛诰》第十五至《蔡仲之命》第十九。抄写工整规范，正文后皆跟双行小注。卷背抄《燕歌行》、《古贤集》、《大中四年七月廿十四日状》、《敦煌廿咏》。该卷反正面抄写都很规范严整，书法精良，但明显非一人抄写。应为后人利用儒家经典卷背抄写诗文。

3.S.2295。该卷正面为《老子变化经》残卷，有题记云：“大业八年(612)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覆校，装潢人，秘书省写。”卷背抄《心海集》之《菩提篇》、《至道篇》。书法及抄写格式皆与正面不同。此卷为利用废弃道经背面抄写佛教文学文献。

4.S.1156。(见图1、图2)该卷正面抄光启三年(877)沙州进奏院状。背面抄《捉季布传文》，后有题记云：“天福肆年(939)□□四日记。”此卷反正面笔迹迥异，显非一人抄写，从题记看时间上相差62年，应为利用过期公文抄写说唱文学文献。

　　类似以上这样的抄卷，在敦煌文学写本中为数不少。一般说来，卷背诗文与正面文献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只是因为纸张的充分利用，偶然的凑到了一起。但敦煌遗书的抄写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想当然的把所有佛经、道经、儒家典籍、公文牒状与文学文书正反面抄写的文书都看成是没有联系的。有时背面抄写了文书，并不代表正面文书就一定废弃不用了。比如儒家经典同诗歌同抄的时候，就存在同时用于教学的可能，这一点在第五章第一节有专论，此不赘述。即便正面文书已完全废弃，有时也会给确定文书的归属，以及卷背文献的抄年上限等研究提供一些线索，所以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图1 S.1156正面残状笔迹

图2 S.1156卷背变文笔迹

(二)利用正背面抄写同一文献或同一类文献

　　抄手在抄写同一文献或同一类文献时，在纸张有限，但所抄文书又相对字数较多的情况下，也会很自然地利用卷背。下面几个写卷都属此类，我们来看写卷实例。

1.S.2165。该卷正面依次抄《抄亡名和尚绝学箴》、《青峰山□戒肉偈》、《先洞山□辞亲偈》、《祖师偈》、《先青峰□辞亲偈》。背面抄《思大祖坐禅铭》、《龙牙□偈》、《庐山远公话诗偈》。该卷正背面皆为一人书，且内容皆为佛家诗偈，原卷仅此一纸，正面不足转写在背面。从应用层面上来看，抄在一起也便于保存或携带。

2.P.3645。该卷正面依次抄《前汉刘家太子传》、《季布诗咏》、《佛母赞文》、《请宾头卢疏》、《金刚经赞文》。背面依次抄《萨埵太子赞》、《大乘净土赞》、《金刚五礼文》、《佛母赞》、《五台山赞文》、《礼忏文》、《无相礼一本》。卷背接纸处多伤字，应为抄后粘结，故卷背应先于正面书写。正面《季布诗咏》及《佛母赞文》后均有大段空白，《请宾头卢疏》《金刚经赞文》均倒书，其间亦有空白，似为躲避墨迹。从笔迹、墨色、抄写格式等要素判断，正背文字为同人书写，注内容在应用方面的关联颇勘注意。

3.P.3116。该卷，唯一纸。首题“出家赞一本”，另行抄正文，起“舍利佛国难为”，讫“吾本出家之时”，下空格书尾题“出家赞一本”凡12行。后另行书下篇首题“十二时”，另行抄正文，起“平旦寅发意断贪嗔”，讫“此吾禅门十二时”凡10行。其第10行接书卷背。该卷第一文献分四栏抄写，行距较疏松，后盖虑纸张不足，字行距均变密(见图3)。

图3 P.3116正面

图4 P.3116卷背

　　文学写本中像S.2165这样利用卷背空白的抄卷非常多。从利用方式来看，它们的抄写者在一开始就估算到必须利用纸背空白才能完成抄写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正背面内容多是同人抄写的，它们之间一般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类属或功用上的关系，尽管它们并未抄写在写卷同侧。但也有的时候，抄者本不想利用背面，但所抄内容所剩不多，不值得再用另一张纸，只好翻转写卷，把所剩文句抄在卷背。P.3116(见图4)就是这样的，从后边变密的行距可以看出，抄者是想在正面抄完的，不得已才用背面的。这样的抄卷中以单页纸形式的小篇幅歌辞抄卷居多，除了节省纸张，还方便取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时抄手在正面纸张不足转写背面时，为了阅读和抄写的方便，他们并不把纸张翻转过来。这样当我们在翻转写卷阅读时，这部分文字就会以“倒书”的形式呈现在背面。所以很多情况下，背面的“倒书”文字与正面关系密切的较多。如P.3645该卷正面倒书的《金刚经赞文》明显与卷背先抄的《金刚五礼文》有关，《请宾头卢疏》也和卷背诸赞文关系密切。

(三)在卷背习字或杂写涂鸦

　　有时候出现在文书卷背的，并非是特意为保存、阅读而抄写的正式内容，而不过是一些习字、习诵内容，甚至是杂写涂鸦。这种抄卷以学郎或初学习字的寺僧抄卷居多。这种现象在敦煌文学抄本中非常普遍，所以后面列专节论述，此处仅为提及。

图5 S.2352《太子成道经变》抄于正面天头处

　　以上我们分三方面大体论述了敦煌写卷利用卷背抄写的情况。其实，充分利用纸张空白抄写文书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只是利用卷背，有时真是到了见缝插针的程度。如S.2352，该卷正面为《大乘无量寿经》，背面为《太子成道经》。背面《成道经》在抄写时纸张不足，甚至插抄在正面的天头地脚以及字里行间(见图5)!

二 拼接

　　我们知道，敦煌写卷并非规范的抄卷，因此我们不能以标准的卷轴装来想当然的推测它的成卷方式。事实上，在这些下层的民间抄卷有相当一部分随意性很强，有时仅仅是几片废纸的随机拼合。相对于标准卷轴来说，敦煌写卷的拼合方式和拼合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就拼合方式而言，它们有时是先书写好再拼合的，有时也会先拼合纸张而后抄写的，还有二者交错兼容的时候。其拼合的目的也并非单纯是为了抄写文书，还可能是为了汇总同类文献保存，或者仅仅为了利用卷背空白。所以，我们探究同抄文献之间的关联性，还必须首先了解写卷的拼接方式和目的。通过细致观察纸张之间的接缝和字行的侵损，对比同卷文书的字迹异同，以及文书本身的完整与否等线索，我们是可以推测拼接成卷的方式及目的的。在这方面，下面这几个写本有一定的代表性。

1.P.3052+дx.105、10299，该卷抄金髻、利济、志贞、法舟四人同题诗歌四首。原卷每诗一纸，皆字行疏朗，格式讲究。细辨四诗笔迹不一，接缝左右均有较多余白。徐俊认为该卷为某次佛事法会中敦煌众僧所作颂诗的合钞，故命名为“敦煌僧同题诗钞”①。从该卷的呈卷形式来看，此卷原应各诗分抄，各占一页，后为便于保存粘结而成卷。

2.北7707，该卷正面为《佛说无量宗寿要经》，卷背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荒见泰史见过该卷原卷，据他描述，该卷由十二张纸组成，第一至第五张和后面第六至第十二张的纸质不同，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粗糙粘和面，且第五张纸已经裁剪。细观《佛说无量宗寿要经》内容，粘合面前后根本不相衔接。故荒见判断：“该写本实际上是两件废纸拼凑起来，为了利用反面空白的纸张书写《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用的。”②

3.P.2105，该卷正面抄为《贤愚经》、《大悲真言》、《大宝积经文殊师利授记会》，卷背抄《金刚顶瑜伽念诵仪轨》。原卷《贤愚经》被分为两段，中间粘结《大悲真言》一组文献，其后又接《大宝积经》，因各文献纸张大小不一，故拼接痕迹非常明显(见图6)。卷背《金刚顶瑜伽念诵仪轨》为一人所抄，遇接纸痕不避。从写卷情况来看，抄手在拼合正面文献时，将同一卷《贤愚经卷第》割裂为二，全然不顾其内容的衔接，可知正面诸文献已遭废弃，其拼接目的旨在利用纸张反面，抄写卷背的《金刚顶瑜伽念诵仪轨》(见图7)。

图6 P.2105正面接痕

图7 P.2105背面接痕

4.S.2440，该卷正面依次抄：《维摩经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八相押座文》、《温室经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卷背抄《押座文》、《太子成道吟词》。正面诸文间皆有较多空白，细观多可见接纸痕，笔迹虽为一人书，但字体、墨色，抄写格式各有不同，恰好说明此卷是抄后粘结的百衲本。卷背《太子成道吟词》压接纸痕而抄，其字迹小而秀整，明显与其他诸押座文非一人所抄。由以上分析可大致判定，该卷为汇总保存文献，将原本独立使用的《押座文》写卷粘成一卷，同时又利用其卷背抄写相类文献，可谓一举多得。

　　由以上四个例子可以大致看出，抄手拼合成卷的主要目的即是保存文献、利用卷背或二者兼得。同卷及正背文献的关系要根据情况具体分别讨论。汇总保存的诸文献一般在性质类属上有相同或相近处，如S.2440正面基本上是押座文汇钞。在单纯粘结废纸利用卷背的情况下，正背面文献联系不大，但如果是S.2440这样的既为汇总保存同类文书，同时又利用卷背的情况下，正背面文献关系就会很密切。如卷背的《太子成道吟词》与诸押座文就同为说唱所用文献。

　　还有一种情况要特别注意，有时两卷相互拼合前，正反面就已经抄写了文书。这种情况也不少，如P.3882(见图8、图9)。该卷正面为残《孔子项讬相问书》14行与残《府君元清邈真赞并序》13行，卷背左侧画一罗汉头像，右侧抄《庚午年至甲戌年入破历算会牒》8行。原卷正面两文献皆为残片，其抄写字迹迥异，且其间有明显接纸痕，显为抄后拼接的两个残片。卷背《庚午年至甲戌年入破历算会牒》在《孔子项讬相问书》背后，且字迹与正面一致，罗汉头像在《府君元清邈真赞并序》卷背。从《算会牒》字迹不涉《邈真赞》背面的情况看，它应在粘结前就抄在《孔子项讬相问书》卷背了。即使是这样两片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文书残片，敦煌人也把它们粘结保存，他们对纸张的珍惜可见一斑。

图8 P.3882正面接痕

图9 P.3882背面帐籍在拼结前抄

　　总之，敦煌写卷成卷过程中拼合粘接现象是非常复杂的，以上所举诸例只是一些最常见的状况，其他情况的拼合还有不少。比如一些变文写卷就经常出现利用原有抄本拼合重组或改写的现象。如S.3872，该卷抄《维摩诘经讲经文》481行，起“经，尔时长者宝积”，讫“所共合成”。观原卷图片可见，该卷字体格式皆不统一，其散说和韵文部分呈现另种截然不同的格式，前者字小行密，后者字大行疏。卷中文字字迹亦时有变化，墨迹亦时避接痕时侵接痕。诸此现象表明，该卷为不同角色独立使用的几种纯韵文的卷子和纯散文的卷子割裂后根据讲唱过程的先后重新拼合而成。

　　再如P.3451《张淮深变文》残卷。观本卷清晰彩图可见，原文自“自从司徒归阙后”开始，笔迹与前不一，字体稍大，用墨亦较前者浓重，考虑到该行前有明显的接纸痕，则此部分应为后人抄写补上的。此外原卷有朱笔，且有浓墨笔更改两处，一处改“尚书见贼已归降”句中“尚书”为“元戎”，一处改“尚书既擒回纥”句中“尚书”改为“仆射”，笔迹与后补内容一致。伏俊琏据此指出，该卷为在“张议潮变文”的基础上添补改造而的，可谓卓见③。除此之外，敦煌遗书面世后，一些藏书机构或个人也会对写卷进行一些拼接修复工作。如S.2630《唐太宗入冥记》抄卷，今存本文意不通，《敦煌变文校注》就指出此为英人在整理断片时将顺序接错所致。总之，写卷的拼接是个很复杂但同时也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结合图片或原卷深入探究。

三 装裱

　　敦煌写卷中有些文献偶然处在一卷有时是因为文书装裱修补造成的，我们要探讨同卷文献之间的关联就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和我们今天一样，古时也会经常对一些损坏的经卷进行裱糊修补，以便使用和保存。如前第三章所证，三界寺的道真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荣新江曾指出斯坦因最初进洞时所看到的装有残经废纸、木轴引首等物的“杂裹包”就是道真为修补经卷所备的原材料④。国家图书馆的林世田等也曾专门探讨过国图藏某些经卷经道真裱补修缮的细节⑤。图书装裱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十分专业的工作，唐代将此类修补书画的人称为“书画郎中”。在装裱书卷的诸多程序中，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裱褙和包首。

　　古时为了保护重要书卷，一般会在其背部粘上一层薄绢或纸来托裱，这一工序叫做“裱褙”，又称“表背”、“装背”。因为它是文书装裱最主要的工序，所以也用来代称整个图书装裱工作。规范的写卷在裱褙时所用的材料一般为薄绢或空白纸张，如P.3480“诗文丛钞”卷就有薄绢裱褙。然而敦煌文学写本中像P.3480这样讲究的装裱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用废弃的纸张来托裱的。如P.3885诗集残卷，卷背有残断的药方，徐俊云该卷为医方托裱⑥。因为裱褙这一程序的存在就让很多原本关系不大的文书出现在同一写本上。废纸托裱的书卷在敦煌遗书中其实非常多，但由于各地收藏机构和个人对原卷的重新整理，大部分裱褙原样我们已经看不到。荣新江曾指出，这些裱褙废纸大多数被从原卷上揭下来了，英藏6981—13624以及法藏卷子后标以bis或piece1.2.3符号的文书中，有很多都是原来的裱褙用废弃文书⑦。这样的文书在法藏敦煌遗书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下仅举二例。

图10 P.3156 piece1裱褙的曲子词

1.P.3156(见图10)，该卷主抄《观经十六观赞》、《上都章敬寺西方念佛赞文》、《太子逾城念佛赞文》等赞文7篇。《法藏文献》于其后列碎片4个。其中piece1正面抄焦华、榆附、扁鹊、管辂等事迹19行，背面为曲子二首，为文学抄本；piece2抄残契约；piece4为杂帐残片；piece4抄“庚寅年十月一日以后住儿(人名)破历”5行。从过期的契杂帐等内容来看，诸碎片应皆为当时废弃文书，被用来作裱褙材料的可能性很大。

2.P.2700，该卷抄《秦妇吟》残篇。其后尚有标有P.2700bis的一个非常残破的片段，正面抄《大唐西域记》残篇、背面为《四分律比丘舍衣文》。从彩色图片可见，《秦妇吟》卷背残存文字恰好与《大唐西域记》残篇笔迹一致，可推知P.2700bis原为裱褙废纸。

　　在文书裱褙的过程中，有些损坏的地方需要修补，这样一些修补所用的废纸上的文字就会阑入所裱文书的正文中。如P.2748，该卷正面抄《古文尚书孔氏传》片段，卷背为诗文汇钞。原卷在悟真《百岁篇》序文与诗歌之间有《大中四年七月廿日状》一通，字行自上至下排列，笔迹于众各异，徐俊指出此为正面《尚书》裱褙时阑入⑧，甚是。同其他揭去的裱褙材料相比，修补阑入的情况更易与原卷文书混淆，必须要谨慎区别。

　　卷前的包首文书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古代标准写卷的开端部分都会有一段绫绢绸布来装裱，这部分被称为“褾”或者“包首”，唐时还雅称“玉池”。敦煌写卷中很多也有“包首”只不过相比之下要简陋随意的多。且看如下例卷。

1.P.2250，该卷正面有大段空纸，空约18行后始抄正文《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下》，卷为行楷抄写，韵文分栏抄，较为规范。该卷为重要写卷，理应有装裱，故卷首空纸应为其“包首”。

2.P.2066该卷主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其卷首为残《咸通六年(865)僧福威状》8行，与后文非一人书，且其后有明显接纸痕，可见该残状实为卷轴装的包首。饶宗颐亦持此观点⑨。

3.P.2292，该卷主抄《维摩诘经讲经文》，其后有俗讲僧广政十年(938)西川静真禅院题记。其卷首有《正月某日普贤院主比丘靖通》残状5行，笔迹与正文一致，其后有明显接纸痕。该状被裁剪残缺，就其位置和粘结方式看应为“包首”。

　　从以上三例可见，有“包首”的写卷大都是《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维摩诘经讲经文》之类对僧人来说较为重要的写卷，其“包首”可以为空白纸张，也经常用废弃的文书充当，所以我们研讨同卷内容关联时要考虑到卷首文字是否为包首上的。

　　以上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同卷文献可能存在的纸张上的关系因素。从文献学的角度研讨写卷的抄写、拼接以及装裱等具体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文学写本的外在特点。这即是我们研讨同卷内容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深入探究文书内容性质等方面的内在关联的前提基础。总体来看，外在的纸张关联因素的偶然性较大，很多情况下不必挖空心思考虑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敦煌写卷同卷内容之间的关联往往是内外因素相结合的，因此，我们在判断文献关系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必要时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①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87页。

　　②(日)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第67页。

　　③伏俊琏、王伟琴《敦煌本<张淮深变文>当为<张议潮变文>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④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⑤林世田、张平、赵大莹《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

　　⑥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425页。

　　⑦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的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⑧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43页。

　　⑨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敦煌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