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03日 07:47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者：宋培军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游牧民族;公社;中国边疆;选集
内容提要：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行国)的互动共同形塑了中国的版图。马克思对游牧民族的研究，不仅涉及欧洲，还涉及西亚、蒙古等亚洲高原草原地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其梳理可为中国边疆研究从整体上把握游牧转为农耕的一般历史过程提供理论工具。
关键词：马克思；游牧民族；中国边疆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重点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培军，1971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汉语典籍中常常是以“行国”①称呼。马克思的游牧民族观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点：
第一，游牧民族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以游牧民族(Hirtenv Ölkern)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Jäger-undFischer-VÖlker]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②马克思指出，与斯拉夫公社相比，印度人、古克尔特人以“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为基础、实行“共同生产”的公社，是更为古老的氏族公社类型。③马克思晚年指出：“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间很短的日耳曼公社。”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农业民族(agrikulturv Ölkern)是不可能实行“共同的耕作”的，⑤从此标准来看，无论是罗马典型的畜牧奴隶家长制家庭公社，⑥还是在“中欧林野慢慢地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⑦即日耳曼家庭公社，都不是农业民族。对于欧亚早期历史来说，渔猎、游牧、农耕分别处于野蛮时代低级、中级、高级阶段，氏族公社共耕、家庭公社共耕、农业公社份耕、马尔克新公社份地私有但草地仍共有，是一个大致的游牧迁徙转为定居农耕的公社演进过程。家庭公社是进入成文历史的标志。成文历史以来实行土地分割私有的雅典小农，在野蛮时代末期看到了文明时代的曙光，⑧由此而成为农业民族的典型。马克思、恩格斯对vÖlker的使用显示，它适用于不同产业类型，可以称为渔猎民族、游牧(畜牧)民族、农耕(农业)民族、工业民族等等。
第二，游牧民族的组织形态是“旅行团”。纯粹的游牧民族，在西方是古代日耳曼人。就游牧公社这一社会(gesellschaft)组织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指出：“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实际上往往聚集在一起；这是旅行团(Reisegesellschaft)、队商和游牧群，而从属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下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⑨可见，东方所谓“行国”，马克思称之为“旅行团”，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日耳曼家庭公社之下，“耕作当然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财富……把家务和耕作看成是没有丈夫气的事情”，⑩“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耀的事情”。(11)重畜牧、轻农耕，贵流血掠夺，正是游牧民族的重要特点。对耕作与掠夺的这一不同态度，可以作为划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基本标准。
第三，游牧部落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指出：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12)不管是畜牧生产条件，还是农业生产条件，都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层面，是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共同体的基础。游牧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的前身，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虽然与农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的产能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游牧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更多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归谁所有也就是个人生产力本身的发展，(13)这自然不能排除出中国边疆学的视野之外。
第四，马克思把蒙古的牧业形态界定为“放牧”，(14)并且提出了公社的“蒙古形态”、“蒙古精神”的命题。俄国的公社所有制(gemeineigenthum)并非起源于蒙古，而是起源于印度，“公社的蒙古形态”(15)是一种特殊类型，有别于南方斯拉夫、俄罗斯、德国的农业公社类型。马克思指出：蒙古人的到来促进了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16)斯大林对蒙古人的游牧行为有不同的理解：“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这些国家是尚未形成为民族(нации)但已结合在一个国家中的几族人民组成的。”(17)这里的“民族(нации)”概念与“几族”之“族”概念不同。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民族(antiken vÖlkern)”、“中世纪民族(mittelalter vÖlkern)”、“现代民族”(modernen vÖlkern)(18)概念的运用显示，VÖlker不仅适用于不同产业，还适用于不同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一条从民族(vÖlkerschaften或vÖlkerchen，(19)一度译为“部族”(20))到民族(volk)(21)或民族(nation)(22)的古代农业民族发展道路即部落——部落联盟——vÖlkerchen——volk，而且揭示了一条游牧民族的现代演进路线。对于前一条道路，恩格斯明确指出：部落联盟(bund)“是朝民族[natione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23)对于后一条路线，马克思作了初步揭示，他把《日耳曼尼亚志》中出现的苏维汇人的“natio”界定为部落联盟，(24)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保加利亚人这一“在中世纪时最强悍的民族(stamm)”在土耳其治下“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25)而苏格兰的盖尔人即克尔特人则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26)基于此，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自然辩证法》揭示了现代民族的演进路线：部落——部落联盟——nationalitäten——nation。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民族(modernen nationalitäten)”(27)与“现代民族(modernen nationen)”(28)前后相继，但是同属现代范畴。与此一致，列宁把前者在俄国的出现确定为17世纪，对应俄文нациoнaдbнocть，(29)由此从нациoнaдbнocть到нация的过渡确定下来。与恩格斯、列宁不同，斯大林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циoнaдbнocть，一度译为‘部族’(30))就发展为民族(нация)”，(31)这就把前者划入封建割据时代即中世纪的范畴之内了。列宁批评米海洛夫斯基关于从氏族联系发展到民族联系的思想即家庭——氏族——民族的演进三段论，(32)这里的“民族”其实是恩格斯所说作为近代君主制基础的nationalität，却被斯大林当作中世纪封建时代的民族，出现时代错位。斯大林提出的著名的“民族”定义把民族(нация)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有别于部落。(33)这一时代界定尽管保持了与恩格斯“现代民族(modernennationen)”范畴的一致性，(34)但是有意无意继承了由俄国发明、却被恩格斯所批判的所谓“民族原则”：“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的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35)其具体表现是，“东部边疆地区”的部族被认为“对于革命是极其重要的”，甚至超过乌克兰，(36)由此革命放大、提高了边疆部族的既有地位，卡尔梅克(恩格斯把它界定为氏族(37))、布里亚特人这些“蒙古民族”的分支都被分别作为民族看待。(38)
基于以上考察可见，游牧民族之“民族”、民族国家前身之“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之“民族”，德文分别是volk、nationalität、nation，大致分别是英文people、nationality、nation，俄文народ、нациoнaдbнocть、нация，却约定俗成统一汉译为“民族”，难免存在不能准确对应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分别译为人民(强调人群或族群意义，可以简称“人”，比如“汉人”、“匈奴人”、“雅典人”)、族体(强调民族的构成要件的意义，由部落民主联合或打破封建贵族割据而成，是民族的前身)、民族(强调民族整体或凝聚核心的意义)。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分别以蒙古、汉人、(39)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建立的最为典型的王朝国家，三族分别可以视为恩格斯界定的古代Nation。(40)朱元璋《谕中原檄》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国”作为灭元建明的号召，其治下的人民自然就是“明人”，康熙帝也称之为“中国人”。(41)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继之，他的“中华民族”概念有时是以汉人代名词(42)的面目出现的，其上还有一层“大中华民族”(43)概念，蒙古等少数民族代表得以加入中国国民党，由此替代“五族共和”的国会模式而开启了建国的新模式。就清代而言，它确立的是以“中华大皇帝”为中外共主而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为核心内藩的主奴军事集团，这一主奴集团把满蒙回藏诸民族联合提升为国体民族(Nation)，把汉人这样的主体民族整体变为政体民族(Nationality)，从而形成一个边疆与内地大致平衡但各民族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帝国民族框架。在恩格斯那里，君主制取代封建制的民族基础正是Nationality，也就是说，nationalität已经不是封建中世纪而是近代(现代初期)的事物了，把作为清代君主制基础的汉人视为nationalität而非Nation，应该符合恩格斯的思想。
与日耳曼人在西风带中的游牧乃至民族大迁徙不同，在东方大陆季风气候下，在边疆民族地区，夏季牧场(夏季营盘、夏窝)和冬季牧场(冬季营盘、冬窝)之间的季节游牧，成为典型游牧形态，而在中原内地，最为典型变化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农牧混合经济转化为单一农业经济。(44)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游牧民族及其建国道路理论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建构至少有如下三点方法论启示：
第一，完整、准确地理解社会存在决定论或生产方式制约论这一马克思的“原理”(45)发现，才有可能把它运用于中国边疆学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46)相对于日耳曼人游牧时期的“粗糙生产方式”，“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47)可见，生产与交往同属社会存在范畴，把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制约论变为决定论则是片面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四种生产方式论的基础上，列宁、斯大林发展出五种生产关系论。列宁《论国家》把“世界历史”与“历史”、“绝大多数民族”与“绝大多数国家”概念等同，把“世界历史”或“历史”说成是世界各国至少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及其所走、要走的道路，其理论前提“俄国维持的最久、表现的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48)需要反思。对于建立中国边疆学而言，马克思关于要证明“有史以来所有的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一般关系”(49)的提示，是以游牧边疆为主要对象的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指导。
第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曾谈到“两个不脱离”：俄国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50)俄国的农业公社“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51)斯大林也谈到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有“三个不脱离”：“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52)如果脱离开世界历史包括欧洲历史，自然就会否定古代的生产方式在苏联本土的存在，也就会否定古代民族的存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苏联本土的民族历史仅仅被列宁归结为氏族——нациoнaдbнocть——нация的三部曲。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苏东剧变”的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关系正确把握的结果。西方的多瑙河边界、东方的长城边界都曾具有大致相同的游牧农耕分界意义。中国历史上，南匈奴、拓跋鲜卑等等的汉化，是交往交融促进民族发展的典型例子。广义的民族交往，还包括暴力、战争等等，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其社会革命意义。边疆与内地、农耕与游牧的整体关照，应该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课题。
第三，民国初年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构想，试图确立以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同为国体民族的中华民族国族框架，新中国建立之初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将五大民族最终认定为56个民族，(5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作为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其对“民族”字眼的使用和翻译对应的是“nationality”而非“nation”，从中华民族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来看，是符合恩格斯对两者的区分的。但是，在“民族平等”成为政治正确标签的新的国际气候下，nationality往往被人为抬升为nation，中国则出现了降低其政治性的学术思潮乃至社会潮流。其实，nationality根本不具有建立民族国家的资格，与具有建立民族国家资格的nation相比，其政治性已经低很多，把它汉译“族体”，以代替在中文环境下含义丰富而随时变化的“民族”以及更多意指游牧民族的“部族”，似乎是可以考虑的选择。(54)这样，一个以多元族体(nationalities)为梁柱支撑、以一体中华民族(one-nation(55))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6)为核心上层的双层边疆民族治理模式和分析研究框架得以确立。
注释：
①据《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这是张骞最早对汉代西北游牧民族的称呼，未见用于匈奴。参见李大龙：《试论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MEGA), ?konomisch Manuskripte 1857/58,II/1.1,Dietz VerlagBerlin,1976,S.41.
③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489页。
④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188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⑤[日]广松涉编注、彭曦译、张一兵审定：《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228页。
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702页。
⑦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生活》(1881-18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第603页。
⑧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第799、800、703、751-754页。
⑨马克思著、日知译：《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页。
⑩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生活》(1881-18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第603、605页。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第803页。
(12)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页。
(13)参见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范式”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3页。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Politischen ?konomie,Dietz Verlag Berlin,1953,S.19.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7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32,Dietz verlag Berlin,1973,S.650.
(16)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17)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189页。
(18)[日]广松涉编注、彭曦译、张一兵审定：《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48、320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页。Karl Marx,Das Kapital,BuchIII,Dietz Verlag Berlin,1956,S.858.
(1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2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0页。
(2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2-103页。
(22)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页。Karl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1,Dietz verlag Berlin,1972,S.93.
(24)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67页。
(25)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201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6,Dietz verlag Berlin,1972,S.173.
(26)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203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6,Dietz verlagBerlin,1972,S.172.
(27)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第8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452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1,Dietz verlag Berlin,1972,S.395-396.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MEGA),I/20,Akademie Verlag,2003,S.194,198 -199.
(2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0,Dietz verlag Berlin,1972,S.311-312.他指出：“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王权依靠市民打败封建贵族”，建立了“以民族[Nationalität]为基础的君主国”，现代民族(modernen Nationen)“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
(2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396页)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论述。
(30)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3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440页。
(32)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3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32、33页。
(34)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397-399页。
(35)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Karl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I/20,Akademie Verlag,2003,S.194,198-199.
(36)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摘录)》(19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255页。
(3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9页。
(38)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175-176页。
(39)针对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期)所谓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是部族的观点，范文澜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成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40)恩格斯把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the HighlandGaels)和威尔士人(theWelsh)都称为nationality，而不是像英格兰人(the English)那样称为nation，尽管把三者都称为peoples。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5页。Karl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I/20,Akademie Verlag,2003,S.199.
(41)“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敕谕明珠等比例朝鲜不便允从》，《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版，第272页。
(42)1921年3月孙中山提出“汉族改名中华民族”，其改名用意是基于如下认识：“满、蒙、回、藏……无自卫能力……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粵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4页。
(43)《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44)参见陈平：《陈平集——封闭·冲击·演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45)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9页。
(46)[日]广松涉编注、彭曦译、张一兵审定：《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80、25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48)列宁：《论国家》(1919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演讲，1929年发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6页。
(4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50)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188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2页。Karl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I/25,Dietz Verlag Berlin,1985,S.232.
(51)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188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1页。Karl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I/25,Dietz Verlag Berlin,1985,S.224.
(52)斯大林：《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427页。
(53)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重要经验总结》时强调：“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参见江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54)英文世界对nations与one-nation的最近的官方表达显示，统一(a union)不仅仅看作联合王国不同民族之间(between thenat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的联合，而且看作全体公民之间(between all of our citizens)的联合，前者即演讲前文谈到的the bond between England，Scotland，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而a one-nation government是其代表。4个民族(nations)构成1个国族(one-nation)。参见《特蕾莎梅接任英国首相公开演讲全文》，http：//www.kekenet.com/read/201607/454543.shtml，访问时间：2017年7月12日。
(55)对one-nation一词的使用带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味，显然涵盖众多民族(nations)，其实仍未脱离恩格斯所说的nation、nationalities双层结构。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分析，参见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56)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sh.qq.com/a/20140930/010112.htm，访问时间：2017年7月12日。
